电视剧《江海潮生》以甲午战争后的社会变局为背景，以张謇实业救国为主线，回溯了当时民族工业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回望张謇的一生，无论是办企业还是做官，他以“为通州民生计”为起点，以“为中国利源计”为胸怀，将“利泽民生”作为贯穿一生的根本追求。
2020年11月12日，在江苏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到南通博物苑考察调研时指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作为中华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张謇意识到落后必然挨打、实业才能救国，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提倡实干兴邦，起而行之，兴办了一系列实业、教育、医疗、公益事业，帮助群众，造福乡梓，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
利民为本，实绩在民
张謇1853年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此地江海交汇、路网通达。41岁那年，张謇高中状元，也是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深深触动了他的思想、改变了他的人生。1895年冬，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张謇在南通州兴办纱厂。张謇在《厂约》中开篇写道：“为通州民生计，亦为中国利源计。”纱厂取名“大生”，取意《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古老的箴言，在张謇手中从“天地之道”化作了“人间之事”——他要用实业的方式，把生机还给那些被时代抛下的人们。
张謇以状元之身投身实业，坦言此举“是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大生纱厂筹办五年间，他奔走各地筹措资金，处处看人眼色、受人讥讽，只能“闻谤不敢辩，受侮不敢怒”。旅费用尽，他在上海大马路上卖字维持生计。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在上海月余，资用告竭，乃于街头设摊鬻字，日得数十钱，仅能糊口。然未尝以此自馁。”
大生纱厂开机当日，张謇的座师、两朝帝师翁同龢从常熟派小船送来一副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张謇感慨万端，提笔为纱厂写下“为大众利益事，去一切嗔恨心”，道尽了他“为公不为私”的立身之本。
张謇在创办学校时曾说：“教育者，国家之根本也。通州虽小，亦当有以自树立于天下。”大生纱厂开工后，张謇将利润大量投入教育事业。1902年，他拿出在大生纱厂历年积累未支的个人薪酬2万余两白银，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此后二十余年，他在南通创办中小学350多所，从1902年至1926年，通州师范共培养师范毕业生近千人，分布全国各地。他还创办纺织专门学校，其毕业生后来独立装排了大生三厂的纺织机器，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实现独立装排机器的壮举；他又创办农校、商校、医校、盲哑学校等近四百所学校，建立了从学前到高等的教育体系。
张謇临终前算了一笔账：“除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教育、慈善、公益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外……謇单独负债，又八九十余万圆。”他办了一辈子实业，赚了一辈子的钱，最后把利润都花在了百姓身上，自己留下的是一身债务。
实干兴业，重在实效
1895年夏，张謇为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他认为中国输入的最大宗商品是棉纺织品和钢铁，故大力倡导“棉铁主义”，主张轻重工业并举。张謇曾这样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的困局：“中国每年进口棉货、铁货，耗费白银数千万两，实为漏卮之大者。欲堵塞此漏，非自设工厂、自造货物不可。”这是他“实业救国”思想的经济逻辑——用民族工业替代进口，把利润留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大生纱厂正式运行后，张謇撰写《厂约》和23个部门章程，这些制度和章程对工厂的管理分工、责任划分、考核标准都作了明确规定，被学术界视为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重要范本。制度制定后，张謇带头执行。黄士高（人名）原是张謇的门馆，因能背诵《康熙字典》、擅长书写工整的方块字，被称为“活字典”，后被安排到通州师范学校任舍监。他执纪极严，在校内以“不近人情”著称，张謇恰恰看中了他这一点——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讲情面才是对制度最大的尊重。
张謇确立“以纱厂为母机”的发展战略，围绕棉纺织业创办了榨油厂、肥皂厂、冶铁厂、造纸厂、印刷厂、面粉厂等配套企业。到20世纪20年代初，大生集团已发展为69家企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
大生纱厂出产的机纱大量供给江北手工织户，有效挤压洋纱区域市场空间——纱厂的机纱为手工织户提供了更廉价的原料，织户又能专注于织造环节，双方形成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这是现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的“联进效应”。
张謇的实干之所以能超越同代人，是因为他始终用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待自己做的事。他常对人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他把南洋劝业会办成全国性博览会，把南通的教育体系做成全国示范，把大生纱厂的棉纱做到能与洋纱竞争——每一步都放在全国乃至世界的格局里谋划。美国教育家杜威评价：“南通者，教育之洋。”英国人编写的《海关十年报告》记载：“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
廉洁风骨，公心为上
张謇曾任晚清淮军名将、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的幕僚，负责“理画前敌军事”，参与了诸多重要决策。吴长庆对张謇曾有酬赏三千之诺，但张謇只以少量作为旅费，其余皆退回，理由是“分内之事，岂可因此图利？”吴长庆事后托人给张謇寄银1000两，张謇声明作为无息贷款，日后悉数归还，分文未取。
在江苏为官时，一位远房亲戚寄来古钱币，张謇退回，并回信：“我做此官，为民谋福祉，不能以职务之便谋私利。”有下属行贿求升迁，张謇说：“公事当以公心为本，岂能以私欲败坏风气？”据记载，张謇在江苏为官期间，对下属的礼物馈赠一概不收，凡有请托求情者一律拒绝，以至于“门无杂宾，室无贿赂”。
张謇对亲属绝不护短。1916年，长房侄子念祖仗势欺人，张謇写信给海门县知事，令警所将其送至习艺所管教改造。另一侄子承祖在崇明县大闹公堂，张謇告知知县：“依法惩处。”老百姓对张謇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之举，无不称颂。张謇在处理这些亲属案件时，从不因血缘关系而避嫌，甚至主动要求从严处理，以示公正。他曾在家书中写道：“吾家子弟，若犯国法，绝不庇护。正因是吾家人，更当依法严处，以儆效尤。”
1913年至1915年，张謇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他将农林、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商部，先后制定《森林法》《商会法》等数十部法律。针对地方官员借公司注册刁难勒索，1915年发出咨文，明确收费标准，堵塞权力寻租空间。张謇在任内推行的这批经济法规，奠定了中国近代经济法治的初步基础，被后来学者称为“中国近代工商立法的奠基之作”。
张謇从不坐轿出行，往返公司多以步行或乘独轮小车。高中状元回乡，人们改口称“张状元”“张大人”，他说：“别改口，还叫张四先生。”他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能安居有饭吃有衣穿者，便是幸福；余家须一切谨慎勤俭。”
家风传世，以身率人
张謇的父亲张彭年“虽贫，不求援于富室；虽为农，不降诎于有势力之人”，并教导张謇：“轻重者，植骨贵贱之征，人莫贱于轻，莫贵于重。”这份“自重”与“淡泊”的品格，成为张謇一生的底色。据张謇自述，母亲金氏出身农家，生性刚直，虽家贫而不改其节。她常对年幼的张謇说：“受人一钱，便矮人一寸。宁可自己吃些苦，也不可欠人情。”母亲这句话，张謇记了一辈子。
张謇晚年辑录汉代刘向、三国诸葛亮、宋代朱熹等七位古人诫子名言，刻成《家诫》石屏立于庭院。序言中写道：“我之爱子孙，犹之古人也；爱之而欲勉之以进德而继业，亦犹古人也。与其述己意，毋宁述古人。”其中收录“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积财千万，无过读书”等警句。这块《家诫》石屏至今仍保存在张謇故居中，是后人研究张謇家风家教的珍贵实物资料。
张謇写给独子张孝若125封家书，他在信中写道：“无子弟不可为家，无人才不可为国。努力学问，厚养志气，以待为国雪耻。”发现儿子来信非亲笔，他严厉训斥：“儿五六岁，吃饭拿凳皆要自己做……现在寄父之讯，尚托人写，是渐渐向懒，此大病也，儿须痛改！”严正之中寓慈爱。张孝若每回接到父亲的信，都要看上几遍，并精心整理为《父训》。
张謇曾对儿子说：“我难得有一个和我一样不爱钱财的儿子。”这既是父亲对儿子的夸奖，也是对自己一生坚守的价值观得到延续的欣慰。张孝若将《家诫》主旨概括为八个字：“安贫乐道，独立自重。”后来，张孝若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继续经营大生企业，并整理出版了《张謇传记》，为后人了解张謇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张謇尝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实业与教育，临终带走的是一身债务，留下的却是一方百姓的生计。“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江海潮生》中那个躬身实业的身影，历经百年依然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