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百年回眸

  建设新文学

  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中,1917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尽管对于新文学诞生的具体年份,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但他们一致注意到了1917年在新文学发生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刊载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紧接着在2月刊载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两篇向旧文学发难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些学者也因此将1917年定为新文学的发轫之年。

  新文学早期的发展路径是理论先行,而创作实践在后。参与到新文学讨论中的学者,在学术背景乃至个人信仰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相信文学能够影响人心、教化社会、再造国家。

  在《文学改良刍议》这篇开风气之先的文章中,胡适提出要从以下八件事对文学进行改良: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的改良建议,明显受到当时甚为流行的“进化论”的影响。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隐然透露出“文学退化论”的意味。胡适则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胡适反对模仿古人,主张“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而“今日之文学”是以白话文为基础的,他写道:“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长期思考的结果,1916年11月在美国求学的他写下这篇文章后,复制了一份寄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陈独秀对文学革命也有自己的思考,为响应胡适的文章,陈独秀撰写了《文学革命论》。他推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他抨击旧文学装饰的意义大于实用的价值,而在内容上囿于帝王权贵、神仙鬼怪、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对于宇宙、人生与社会全无关怀。和陈独秀的为人一样,《文学革命论》充满了战斗精神,对于《新青年》的读者而言,无疑更能使其热血沸腾。

  胡适与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后,迅速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从普通读者到大学教授,纷纷通过不同平台各抒己见。在参与讨论的学者名单中,我们可以见到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李大钊等熟悉的名字。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建者,他为革命献出自己生命的事迹流传甚广,同时他也是一位热情宣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他于1924年在上海出版的《史学要论》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史学理论著作”,而在此五年前写就的《什么是新文学》则被认为“揭开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序幕”。

  在这篇短文中,李大钊认为只是用白话文写文章,算不得是新文学,新文学应当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他批判时下的新文学字里行间映照出“刻薄、狂傲、狭隘、夸躁”种种恶劣的心理,长此以往势将损害新文学的发展。他认为:“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所谓“坚信的主义”,对李大钊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条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艺发展的路径,初时并不起眼,但随着时代车轮的前进,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最终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

  白话文运动

  不论对新文学有何不同的主张,使用白话文写作是当时赞同新文学的人们的共识。白话与文言对举,两者都有很长的历史。按照语言学家王力的说法,古代汉语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白话。”文言与白话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文言长期被视为正统的书面语,文学家们有意要维持它古典的特质,要与当时人们使用的口语做出相当程度的区隔,而白话却是伴随着口语的变化而变化的,古白话发展到现代白话,差异也是不小的。总体来说,文言的稳定性比白话更强,而白话的时代特征较文言更加明显。

  在中国文学史上,白话文学是蔚为大观的一个门类,只是经常容易被人忽视,或者忘却了有些伟大的作品原来属于这个门类。且不说所谓“四大名著”就是白话小说,也不说金元戏曲中有大量白话对白,更不说宋元话本就是那时街头巷尾、酒肆茶馆中说书人讲故事用的底本,自然是白话而非文言的,就是在唐代诗坛,也有像王梵志这样以写白话诗而留名的诗人。

  尽管白话文学如此丰富多彩,受众也远比古文文学多,但它在古代终究难登大雅之堂。白话屈居于文言之下的状况,一直到近代才被打破。

  近代的白话文运动并不是从新文学提倡者开始的,而与维新运动有很大关系。这由曾协助梁启超宣传维新思想的裘廷梁1898年发表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这篇文章的题目便能得知。裘廷梁鼓吹“崇白话而废文言”,如此方能讲求实学、开启民智。他认为白话的阅读效率比文言高,因此乐观估计“一切学堂功课书,皆用白话编辑,逐日讲解,积三四年之力,必能通知中外古今及环球各种学问之崖略,视今日魁儒耆宿,殆将过之”,他还认为用白话编辑农书等实用书籍,可使贫民在短时间内掌握实用技术,以便养家糊口。

  为实践自己的主张,裘廷梁同年在家乡无锡创办了《无锡白话报》。而一年之前,在梁启超的支持下,他的学生章伯初、章仲和兄弟在上海创办了《演义白话报》,这是维新人士创办的第一份白话报纸。白话文与现代大众传媒的结合,无疑增强了它的影响力,虽然维新变法失败了,但白话报纸此后却如雨后春笋一样生长迅猛。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维新变法时期的白话报纸只有5份,但从维新变法失败的次年即1899年到“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即1918年间,白话报纸增长到170多份。

  在这样的形势下,新文学提倡者最终将白话文推到了正统书面语的地位。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写道:“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白话文是一种书面语,如果我们要朗诵一篇白话文章,却没有一种普遍使用的口语,那么就只能用方言朗诵,而导致彼此沟通理解上的困难。当时如火如荼开展的“国语运动”就意在解决这样的问题,确立民族共同标准语。胡适的文章发表后,“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两大潮流便联合在了一起。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指示从这年秋季学期起,“国民学校的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新式标点也在这一年颁行,在国语教科书中,也陆续出现了鲁迅等新文学干将的作品。

  早期的收获

  新文学初期的提倡者曾提出了不少今天看来偏激乃至极端的主张,其实文言并非一无是处,白话也有自身缺陷,古文文学有精品,白话文学也有糟粕。如果我们对此抱以同情之理解,便能体会到那一代人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对国家与社会的深刻关怀。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看待新文学早期的收获。

  新文学收获的第一部白话诗集是1920年胡适出版的《尝试集》。它的确是胡适不成熟的尝试之作,呈现出了白话诗早期艰难的转型过程。诗集第一首诗便是那首很有名的《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近似儿歌的诗,虽然在语言上平白浅近,但仍旧是古代五言律诗的形式。

  胡适日后坦言这样的诗存在很大的缺陷,即为了形式上的工整,“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这便与他提倡白话文的主张相背离了。他意识到白话诗必须脱离格律体,走向自由体,一首诗可长可短,不必只能是四句或八句,一行诗也可长可短,不必只能是五字或七字,诗人怎样想就怎样写,不必再因形式剪裁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于是在《尝试集》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诗句了:

  今天风雨后,闷沉沉的天气,

  我望遍天边,寻不见一点半点光明,

  回转头来,

  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

  ——《一颗星儿》

  《尝试集》出版后的第二年,郭沫若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女神》不仅是一部白话自由体诗集,而且是一部真正反映时代精神的诗集。今天的读者依旧能够感受到《女神》所传递出的大破大立、无畏无惧的澎湃激情。我们且看这几句诗便能有此体会:

  姊妹们,新造的葡萄酒浆

  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

  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

  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女神之再生》

  《女神》不仅是郭沫若天才的创造,也是“五四运动”之后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新文学不仅是语言上的新,也是内容与思想上的新,这两者缺一不可,因此闻一多说《女神》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新诗。

  在白话小说领域,鲁迅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而它对“吃人的礼教”的批判也正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狂人日记》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新的,如果注意到它的写作时间就在胡适、陈独秀提倡新文学的第二年,我们就不禁要对鲁迅的超前肃然起敬了。在《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接连创作了十多篇小说,最后结集成《呐喊》与《彷徨》,在他的努力下,白话小说迅速走向了成熟。

  如果从1917年算起,新文学至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对于一个人而言,一百年太久,但在悠长的中国文学史中,新文学还很年轻,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还需要诞生时的那种蓬勃生气与创造精神。(陈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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