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哪得清如许
——杨贵与红旗渠的故事

  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听闻有人将红旗渠的总设计师、时任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与李冰并列:“古有都江堰,今有红旗渠;古有李冰,今有杨贵。”身为川人的我有几分不忿,以中国之大,哪个地方找不出几条好渠,哪条好渠找不出几个好的组织者?可古往今来,李冰,却只有一个。

  四月的一天,我来到河南林州(林县于1994年更名为林州市,为使行文统一并贴近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文仍用林县)参观,在太行山的春光中,一道雄渠奇崛兀立,自天而来,陡然撞入眼前,初时的漫不经心早被丢到九霄云外。眼前这渠,它巍然如山,静默如碑,逼视着我,摧毁一切不知所谓的傲慢,挤尽所有莫名其妙的偏见。反复阅读杨贵与红旗渠的资料,我的脑中回荡着一句前人的诗——问渠哪得清如许。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条天渠系太行

  如果把缺水的林县比作一具贫血的躯体,那么红旗渠从山西为林县引来了流量丰富的浊漳河水,就是为这具躯体再造了血脉。它形态完备,从主动脉的总干渠、干渠,到毛细血管的各斗渠,枝枝蔓蔓,密密匝匝,几乎覆盖整个林县,让一脉脉水流,绿了荒山,润了旱地,涵养出一派太行春色。

  红旗渠奇迹般的崛起,以当时中国的环境与条件,几乎不可能实现,反倒更像是林县人世世代代做的一个白日梦,但是杨贵和55万林县人却办到了。它的修造成功,离不开杨贵的敢想敢干、敢作敢为的担当精神。

  杨贵不是只知蛮干的莽夫,他有北方汉子粗壮的外表,却也内心缜密,深谋远虑。

  红旗渠工程上马之初,正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候。上级对县里明确表示,同意引山西浊漳河水修渠,但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资金和粮食问题。

  多年后有记者采访杨贵,问道:“在困难时期动这么大的工程,您有把握吗?”杨贵的回答简单而直接,他说:“整个工程我们都是对群众负责,对自己负责的。”

  杨贵敢于拍板引水修渠,自有其底气。据资料显示:修渠时,县委手里有300万元经费和3000多万斤储备粮可以动用。1959年至1961年间,全国吃粮普遍困难,在这种背景下,林县怎么会还有余粮呢?原来,这还是得益于杨贵实事求是的作风。1958年秋后,上级命令各县土地都要深翻一米,但是杨贵却顶着天大的压力,让群众只翻十几公分,结果林县秋种都按时完成了,可有的地方甚至还有三成的土地没来得及播种。来年麦收时,有的地方因此歉收断粮,而林县不仅喜获丰收,还拿出了1000万斤粮食支援灾区。杨贵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不无感慨地说:“还是实事求是好哇!”

  杨贵为修建红旗渠所作的准备远不止储备钱粮这一桩。1962年,红旗渠第一期工程建成不久后,杨贵主动与引水地山西省平顺县协商,签订了《红旗渠工程使用权协议书》,将红旗渠占有的土地、山坡、毁坏的树木,以及浊漳河引水点到红旗渠渠首拦河大坝的河滩,全部作价买断,“确保林县人民群众对红旗渠永远使用的权利”。当时有人不以为然,对此杨贵的解释是“不给后人留麻烦”。今天全国许多地方因为用水屡起纠纷,杨贵的远见卓识,不禁让人心生敬意。

  1964年以前,红旗渠工程没有经国家计划委员会立项,国家也拿不出资金支援红旗渠的建设。人们担心,林县的经济实力能包住红旗渠这个特大的“粽子”吗?杨贵的回答是:“条件可以边干边创造。”

  他把“自力更生、勤俭建渠”作为红旗渠建设的基本方针。红旗渠建设资金不足,杨贵和县委在1961年成立林县劳力管理组,在有关城市建立驻外办事处,共组织3.1万人分赴全国承揽工程,当年外出务工总收入即达1800万元,这笔资金按一成归个人,九成归集体分配,有效弥补了红旗渠建设资金的不足。红旗渠建设需要水泥、石灰,县里就自办水泥厂,就地取材烧制石灰,让自制的产品源源不断供应红旗渠的建设。

  红旗渠是林县百姓用双手一段一段建造起来的。在那个艰难岁月中,一个个普通的林县百姓,推着小推车,赶着牛车、马车,拉着自带口粮和炊具,浩浩荡荡开往太行绝壁之上。面对着坚硬岩层,头上是巨石嶙峋,身下是万丈深涧,他们悬空除险,大力抡锤,如鹰击长空,如蚁啃大象,靠着原始的锹、镐、镢、铁锤、钢钎一点一点劈开太行。他们以人力所能达到的极致与大自然肉搏,涌现出一个个令人感动的英雄劳模,上演了一部气壮山河的现代史诗,让一条蓝色的飘带从此翻飞在太行山上。

  到1969年6月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时,杨贵算了一笔账,工程总投资7154.7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25.98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14.3%,县社队自筹6128.72万元,占总投资的85.7%。据统计,十年修渠,全县55万人先后有30万人参与其中,真可谓自力更生,前赴后继。

  认准目标,不畏艰险,人民感念挖渠人

  对领导修渠的县委书记杨贵,林县人民爱他敬他,念他想他。在他们心中,他是最亲的亲人,是心中最深的惦记。上世纪90年代初,杨贵两度回到阔别多年的林县,人们奔走相告,老书记回来了!杨贵走到哪里,哪里就被群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杨贵下榻的宾馆外,人们为了看一眼老书记排起了长队,直到深夜,还有人不断赶来。

  如果不了解林县人祖祖辈辈对水的渴盼,就不能理解他们对杨贵如此真挚如此深沉的感情。

  水是人类的命根子,而林县就是被上天卡住命根子的地方。这里山高坡陡、土薄石厚、水源奇缺,“光岭秃山头,十年九不收”。杨贵当年在一个村子看到有一个水池,干渴的羊群涌向池边,伸长脖子从池里汲水,池里羊粪、树叶遮盖了半个水面,池水已被染成墨绿色,散发出阵阵恶臭——而这,却是这个村子300多户群众日常饮用水的来源。杨贵还看到有的地方三五万人,却只有几眼水井,每逢干旱,井旁就排起了打水的长龙,长年累月,石头的井口被麻绳勒出了道道深沟……

  旱魔肆虐、几十万百姓严重缺水的结果,就是一部写满“粮食歉收”的林县县志。因为缺水,这里发生过多少人间惨剧:因为争一担水而相互争斗、打架致死;一次大旱,三个男人与一头狼争抢从石头缝里滴下的水珠,结果所有人都被狼咬死。

  这样的林县,这样生存状态下的林县人,如果有人带领他们改变缺水的命运,他们将永世不忘。明万历二十年(1592),林县知县谢思聪,在洪谷寺附近发现一个山泉,组织群众开凿了一条宽30厘米,高30厘米,长9000米的小渠,当地群众感念他的恩德,不仅将这渠称为“谢公渠”,还建起了一座“谢公祠”。

  古人有古人的纪念方式,今人有今人的纪念方式,今人的纪念方式就是不忘杨贵的贡献,传颂杨贵的事迹。

  林县人清楚地知道,为了建成红旗渠,杨贵付出了多少智慧辛劳,受到了多少干扰阻碍。

  红旗渠开工之初,近四万修渠大军摆在总干渠上全线出击,工程进展缓慢,杨贵及时调整战略,确定分段突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此举挽救了红旗渠。在甘肃,几乎与红旗渠同时开工的一条河渠,当时因全线开工而损耗过大,不久工程下马,只留下几百里坑坑洼洼。

  正在一期工程初步告捷之时,上级要求红旗渠等工程必须暂停或下马。耽误工期就是滋生旱情!怎么办?又是杨贵和县委拍板,让大多数民工回家休整,留下300尖兵攻克青年洞咽喉工程难关。杨贵此举颇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让反对红旗渠的个别人抓住了把柄,他们将杨贵推到罢职免官的风口浪尖。重压之下,杨贵赶到地委,他犹如一头犟牛,面对各级领导严厉的目光,痛陈林县缺水的历史和建渠的进展,众人被他的慷慨陈词打动,在调查其所说非虚后,赞成红旗渠工程继续推进。

  1966年4月20日,耗时六年的红旗渠总干渠和三条干渠全线通水,使林县水浇地面积由最初的1.2万亩增加到30万亩。红旗渠一时风头无二,而杨贵却在策划更加宏大的发展蓝图,准备修建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使林县水浇地面积增加到近60万亩。

  1969年6月,红旗渠配套工程全部建成,杨贵“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宏伟愿望终于实现。红旗渠由此成为中国名片,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渠水清清,映出一颗共产党人质朴高尚的心

  如今,在红旗渠青年洞附近的一块汉白玉石碑上,镌刻着杨贵的《赠言十水》,与山峻水秀的红旗渠春色交相辉映。这是杨贵1990年重返红旗渠时,应干部群众恳请为红旗渠通水25周年写下的:

  祖祖辈辈缺水盼水,

  红旗渠引来漳河水,

  水库蓄住了山谷水,

  红旗渠灌满库池水,

  浇地渠库池齐放水,

  一渠水可顶两渠水,

  平整土地合理浇水,

  大家都来节约用水,

  关键保好渠管好水,

  林县就不再愁缺水。

  中国人都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情结,常常思考的是如何为世人留下生前身后名。但杨贵没有,在红旗渠通水25周年这样的时候,他想的不是留下千古之名,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这渠、这水。这就是一个治水人的情怀。

  林县人都说,红旗渠是一渠水,一渠粮,一渠电,一渠社会主义的蜜……站在碑前我却分明感到,红旗渠,还是一渠担当,一渠务实,一渠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问渠哪得清如许?渠水不言却胜过千言万语,它不停涵养着太行东侧这片福地,愿它千年万载永不停息。而杨贵修渠的故事,将与这山、这渠同在,正如李冰之于都江堰,白居易、苏东坡之于西湖白堤、苏堤而长存世间。(简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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