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的治学与为官之道

  在南宋理学阵营中,有一面灿烂的旗帜,这就是乾道、淳熙时期(1165-1189)鼎盛一时的婺学。它以综合当时各家学说为己任,故其思想反映了南宋社会思潮的总趋向。由于其创始人吕祖谦为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一生讲学、著述等学术活动亦以婺州为中心,故这个学派被称为婺学,亦称吕学或金华学派。

  自宋开国以来,吕祖谦所属家族东莱吕氏是一个延续了百余年的大家族,曾八代出十七位进士、五位宰相,有“累朝辅相”之称。吕祖谦家族人才辈出,究其原因,正在于家规家训的教化。吕氏门风,既通过言传身教传达,也通过家规家范的撰述来实现代际传承。吕祖谦从小就学“中原文献之传”,因家学渊源所致,其治学为官深受家风的影响,他汇编了《家范》六卷,分别为《宗法》《昏礼》《葬仪》《祭礼》《学规》《官箴》,从敬宗收族、明理躬行、清慎勤实等方面阐述了其家训思想。《宋史》赞之为“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

  宽宏兼容的治学特点

  吕祖谦并不是以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彪炳史册,而是以思想敏锐和学识宏富的思想家著称于世。

  吕祖谦治学的特点是经史并重,文道并重,道德与知识并重,性理与事功并重,坚持“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殊途同归”的宗旨,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为原则,与各学派之间和谐相处。对学术上持不同见解的“相反之论”者,吕祖谦有着宽宏兼容的雅量与气度,深受当时学界的赞誉,亦为后世的楷模。

  吕祖谦治学没有门户之见,不论是对前人还是对同时代学者的学说见解,他均能持论公允。史评吕祖谦“兼总众说,巨细不遗,挈领提纲,首尾该贯……浑然若出一家之言”,开创了理学分支“吕学”。当时,他与朱熹、张栻齐名,被称为“东南三贤”。他多次开馆讲学,门生众多,为理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吕祖谦治学的学风、方法和宗旨等与众不同,这是他最终能成为南宋理学大儒的重要基础。

  “育实材而求实用”的育人目标

  吕祖谦在浙江武义的明招山两度结庐守墓,著书讲学不辍。从培养“实材”的目标出发,吕祖谦强调看书学习主要是学习治国的技艺,而不是“徒观文采”,就是说要领悟书中君臣大义和治国良策。

  他针对当时读书中举的状况,指出不应该把中举作为读书的唯一目标。他说:“人能以科举之心读书,则书不可胜用矣。”吕祖谦还从经世致用的思想出发,提出学习必须要有“惇厚笃实”的学风,无论什么人,就其天生的气质来说,总是有点褊狭的,但这种天生的气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学”的工夫就是改变气质的极好手段,因此,他主张学者要把“学”的工夫花在改变自己方面,而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治言”方面。“君子之学治气而不治言”,因为气质一变,自见为学的功力。朱熹乃当世屈指可数的大学问家和教育家,也正是崇尚吕祖谦的学识和教育有方,曾特地将爱子送往吕祖谦门下受业,并赞誉“学如伯恭(吕祖谦的字),方是能变化气质”。

  吕祖谦提倡学者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要“泛观广接”,因而也要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交往和交换思想,才有利于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在《丽泽书院学规》里,吕祖谦规定学生“毋得互相品题,高自标置,妄分清浊”。他与朱熹、陆九渊、陈亮等人的学术交往中既有合作、接纳,又有批评,而措辞上则总是中肯。

  吕祖谦坚持“德教为本”的方针。他认为对于有志于讲学的学者,首先应该具备“忠信”之心,这是一个根本。他说:“大抵为学之道,当先立其根本,忠信乃实德也。”“人但患无忠信”,有了“忠信”,就好比有一颗种子埋在心田中,“可生”“可长”“可成”,“进德修业”就有了根本保证。

  清慎勤实的为官之道

  吕祖谦曾在他的门人戴衍新官上任而请教于他时,对为官之道发表过见解。他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则知所以持身矣。”

  所谓“清”,就是说当官须“廉洁”,绝不能嗜利贪财。吕祖谦对历史上的一些廉洁之吏称颂不已,为自己有“至为廉洁”的先人而自得。对自己,他也总是以“清廉”“俭洁”作为行动准则。吕祖谦在家道衰落时期,自甘清贫,并与部下订了禁条,诸如不可法外受俸、多量俸米、买非日用品、托外邑官买物等,亲友如要雇船夫,不可用官钱,须自己出钱。

  对官场中嗜利贪财者,吕祖谦则给予劝告与抨击。他认为贪赃者开始总是不能克制自己贪婪的欲念,而存有“不必败”的侥幸之心,结果胆子愈来愈大,无所不为,最终“至于败”。吕祖谦要求对这类事情一定要“戒之在初”,因为即使等到贪赃后“役用权智”,竭精殚智地遮掩蒙混,而有幸得免,又怎么能和“初不为之”相比呢?

  所谓“慎”,是指处于祸福变幻的官场上,务必谨慎小心。吕祖谦曾关照初入仕途的门人们:“当官既自廉洁,又须关防小人。如文字历引之类,皆须明白,以防中伤,不可不至谨,不可不详知也。”吕祖谦告诫他们,要时刻警惕手下一些“猾吏”所设下的香饵,否则就会为其所卖,遗恨终生。如果当官的“不自省察”,受其贿赂,吞下他们的钓饵,就只能听任“小人”“猾吏”的摆布了。一个叫范育的人当库务官时,随行的箱笼都放在官厅上,以防别人的怀疑和诽谤。对此,吕祖谦大为赞扬。他说:“凡若此类,皆守官所宜详知也。”

  所谓“勤”,吕祖谦认为为官应该做到“职分之内,不可惰”,尽一切可能将本职工作做好,否则即为“旷职”。对待官事要像对待家事一样,“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尽也”,他还认为“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不以集事为急,而以方便为上”。

  吕祖谦对劳心、劳力的高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吕祖谦认为“劳心”是指坐而论道,只说不干,而“劳力”则是亲自动手去做,脚踏实地去干。吕祖谦将民间的谚语“劳心不如劳力”作为千古不易的“要言”,不仅是较为正确的“为官之道”,而且还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纵观吕祖谦一生,天年不足,长期患病而不辍学术活动。在仅仅二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吕祖谦考证了大量古代典籍,编纂修订了众多史学著作,撰写了不少学术专著,可谓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他深厚的家族传承,渊博的学识,平和的气度,依然让后世仰之弥高,敬之弥深。研究其人其文,探讨其思想的全貌和继承发扬其中有价值的部分,时至今日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者潘富恩历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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